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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东北暴行揭秘:组织妇女强迫卖淫令人发指

2016-03-07 16:13知历史->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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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末,一位中国史学工作者在整理资料时,偶然发现了一个名叫阿马利多·维斯帕的意大利间谍在30年代写下的自述。自述详细而真实地记录了他在中国东北期间为日军做事,后来帮助中国抗日游击队的曲折经历,自述揭露了日军统治东北时令人发指的暴行。日军东北暴行揭秘:组织妇女强迫卖淫令人发指

遭关东军威逼当了日本间谍阿马利多·维斯帕是意大利阿格拉人,生于1888年。24岁时,他作为一名记者周游世界,足迹遍及南美、澳洲和亚洲。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受雇于协约国,来到中国东北搜集情报,开始了间谍生涯。一战结束后,他进入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的特务机关,并于1924年加入中国国籍。

1932年2月的一天,一个日本军人突然闯进维斯帕的家,声称关东军特务机关头目土肥原贤二要见他,将其强行带走。土肥原在“九一八”事变前就与维斯帕相识,对维斯帕的情况十分了解,他觉得能让维斯帕这样一个老牌间谍为日本工作,对控制东北大有好处。于是,他用威逼、恐吓的手段迫使维斯帕就范。日军东北暴行揭秘:组织妇女强迫卖淫令人发指

一见面土肥原就说:“维斯帕先生,我不是邀请你,而是通知你,从今天起,你必须替日本工作,你的家人已经被我们控制。我的习惯是枪毙那些显然对日本抱有恶意的人。”“九一八”事变后,维斯帕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残暴,但在土肥原的威胁下,他别无选择。

随后,他被带到日本关东军情报局局长的办公室。局长说:“日本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我们必须设法让中国人支付日军占领满洲而花费的高额费用。为此,日本当局已经向一些可靠的商人发放了垄断经营权,包括在中东铁路走私货物、经营鸦片烟馆、输入日本妓女、开设赌局等。这些商人会向日本政府交纳巨额款项。因此,我们谍报部门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保护他们的利益。同时,我们还要用间接的手段,强迫中国人、俄国人,特别是犹太人,交出他们的大部分财产,而不让他们知道这是日本人干的。你的任务就是利用西方人的身份,秘密从事这一工作。”维斯帕被逼无奈,只好答应了日军的要求。从这时起,维斯帕成了一名日本间谍。在此后近5年的时间里,他参与和目击了日本人干的许多罪恶勾当。后来,他把所见所闻详细记录了下来。

披露日军组织卖淫业内幕维斯帕在自述中,记录了日本官方经营的卖淫业的盛景。

开设妓院是日本获取高额利润的手段之一。“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专门指使一些商人成立公司,从日本国内输入妓女。这些公司把许多日本妇女送往中国东北,供给妓院、茶室、酒吧、舞厅和饭店。为了扩大规模,日本许多大公司和银行也都在这个行业里大量投资。

在哈尔滨,输入日本妓女的公司开设在托尔戈伐亚大街。门口由日本宪兵把守,不论国籍或人种,任何人都可以进去包租女子。那些开设大妓院的日本老板进入时,会受到热情接待。他们往往被领到一个豪华、漂亮的欧式房间里,翻看大本的影集;影集上的每一名女子照片旁边都有一段文字,标明这些女子是否是处女、高矮胖瘦、文化程度以及歌舞技艺等等。

如果人选能够确定,双方要签订一个合同。合同规定了包用的价格和时间。大多数合同规定的包用时间是5年,老板要预付25%的包银。大约半个月或20天后,老板就会接到银行的通知:“货物”到了,请支付“货”款的其余75%。于是,老板就会到银行交清“货”款,取得收据,把收据交到公司,然后在公司职员带领下,到一个汇集女子的旅馆当面提“货”。

按照哈尔滨的惯例,每当一家妓院包到一批新的女子,都要把她们打扮一番,然后让她们乘坐彩车招摇过市。车上有大幅广告,上面写着这些新来的姑娘的种种优点,而写得最明显的自然是妓院的地址。

日本妓院老板的兽性在远东是臭名昭著的,他们把手中的女子当作奴隶,任意践踏、辱骂、毒打甚至杀害。假如一个女子不堪忍受而逃跑,警察就会像追捕逃犯一样将其抓回,交给主人。逃跑者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合同期满后,大部分妓女将被送回日本。维斯帕经常会听到妓女这样说:“几个月后我的合同就要满了,我要回乡去,跟父母为我找的男人结婚。”妓院的存在往往伴随着烟馆、赌场的出现。这些在日军统治下具有合法地位的阴暗场所,充斥于东北三省。在黑龙江和吉林共有550家合法妓院,拥有7万多名日本妇女。仅哈尔滨一地就有妓院112家、烟馆56家、吗啡商店194家。

绑架勒索成了例行公事维斯帕还记录了日军靠绑票掠夺财富的丑行。

日军为了搜刮民财,在东北全境开展了大规模的绑票行动。他们绑架的对象主要是那些富有的中国人、俄国人和犹太人。绑票行动由日本宪兵组织实施,谍报机关暗中配合。他们往往不直接出面,而是雇用中国或白俄土匪具体实施。他们把绑票当成了日常的例行公事,几乎每天都要抓几个富人勒索钱财。

维斯帕奉日本谍报机关之命,在多起绑架案中担任翻译。他暗中记下了一些被绑者的名字和被敲诈的数额:富豪王尧卿为赎回儿子付款25万元,后又为赎回自己付款40万元;百货店店主莫惠堂被绑两次,每次赎金为10万元;商人张清和被绑3次,前两次赎金均为20万元,第三次为10万元;商人陆泰为赎回儿子付款10万元,为赎回自己付款5万元……许多富豪和前高官显宦的财产被全部没收,这些人被迫到庙里当了和尚。原哈尔滨警察厅王姓厅长在新坟园附近的一座庙里当了方丈。

最有影响的一次绑票案发生在1933年。犹太人约瑟夫·加斯普是远东闻名的珠宝商,兼营哈尔滨一流的马狄尔饭店。他的资产有几百万,日军早就盯上了这块肥肉。

1933年8月24日,日本宪兵司令部指使两名白俄匪徒,在一个停车场将加斯普的儿子西蒙·加斯普绑架,然后向老加斯普索要30万元赎金,但遭拒绝。在一个月的讨价还价中,老加斯普态度强硬,始终坚持先放人再付赎金,致使谈判破裂。最后,日军残忍地割掉小加斯普的双耳,并将其杀害。这一事件震动欧美,英、法、美等国许多报纸报道了此事,引起一片谴责之声。

老加斯普为儿子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参加的人不仅有犹太人,还有中国人、俄国人,他们强烈抗议日军的暴行。

日军迫于压力,声称要惩办凶手,但却一再拖延,最后不了了之。

在维斯帕的自述里,日军的暴行还包括经营毒品、贩卖人口、抢劫杀人等,东北真正成了人间地狱。

加入抗日游击队险些被捕在参与日军罪恶勾当的过程中,维斯帕经常受到良心的谴责,不愿意长此以往地为日本法西斯做事。

维斯帕在张作霖军中从事情报工作时,曾有一个俄国人作他的部下。“九一八”事变后,此人加入了抗日游击队,并一直与维斯帕保持着联系。在无法摆脱负罪感的情况下,维斯帕决定为游击队做些事情。

1932年4月23日,游击队利用维斯帕提供的情报,袭击了日军的营地,打死143人,俘虏127人。从此以后,维斯帕成了双重间谍。在以后的几年中,他与日军巧妙周旋,不断为游击队提供情报。依据维斯帕的情报,游击队经常会准确地掌握日军的动向,因而经常会在敌人袭击时及时逃脱。

维斯帕的秘密行动引起了日军的怀疑。1936年3月,日军开始监视维斯帕。9月初,日本宪兵司令掌握了维斯帕与游击队来往的证据,决定对他实施逮捕。在这紧急关头,维斯帕提前得到了在宪兵司令部工作的一个朋友的情报,于9月4日登上了飞往长春的飞机,后又从长春经大连、青岛前往上海,最终逃出了日军的魔爪。

日本宪兵没有抓到维斯帕,便将其妻儿投入监狱。后来,在游击队的积极营救下,维斯帕的妻儿出狱。1937年2月,维斯帕一家在上海团聚。

脱离虎口的维斯帕发誓要将日军的暴行公之于众。1938年,他完成了自述。在自述中他写道:“自述是为了履行我的诺言而写的,要表明真实,要道出真相,要把魔鬼的标记烙在日本军阀的前额上;要在全世界面前暴露日本军官的贪婪、残暴;要指出这些穿制服的畜生的行径是怎样的无耻之极;而且以人道、文化和正义的名义,说出‘满洲’人民在他们的压榨之下所遭受的劫难。……对于许多人,我所记述的事实仿佛是可怕的、难以置信的噩梦。然而,对于和日本军国主义有过接触的人来说,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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