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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奋斗、救中国 孙中山生命的最后一站

政治分歧与病魔缠身

国民党与临时政府的分歧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按照段祺瑞的想法,善后会议可以兼顾解决直奉战争后的纷乱时局和国民代表会议的组织筹备,国民党认为善后会议毫无必要,直接召开“国民会议预备会议”不就行了。其次,段祺瑞主张出席会议人员可由各方实力派产生,国民党提出应由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反对曹吴各军及政党等九个方面代表组成。显而易见,国民党很大程度上迎合了普罗大众,社会舆论当然倾向国民党一方。但在军阀割据的残酷现实下,想要通过“人民团体”实现政治理想无异于与虎谋皮。

得知孙中山染病,段祺瑞表现得非常关心和谦虚,先是电复说:“昨闻偶抱清恙,良深驰念,尚望加意珍摄,早占勿药。拱候高轩,无任延跋。”这还不算数,同时又致函曰:“暌违英姿,瞬经数载,正怀风采,忽悉电音,始知贵体违和,实行贤劳所致,吉人天相,调治得宜,定可早占勿药。不审近日所服何药?饮食如何?殊深系念。”孙中山果真是旅途受寒吗?据李烈钧说法,当日登轮进发日本神户,船行速度很快,加上颠簸,孙颇感不舒服,李询问病状,孙答肝病复发。李说:“总理乃有名之医学博士,缘何不早些自治?”孙似乎尚不重视:“到了天津再说吧。”

抵津翌日,孙中山即偕汪精卫、李烈钧、孙科等往曹家花园奉军总部,拜访张作霖。孙说:“昨日抵埠,承派军警迎接,盛意可感,特来申谢。此次奉直之战,赖贵军之力,击破吴佩孚,实可为奉军贺。”张却不以为然:“自家人打自家人,何足为异。”眼看气氛尴尬,李烈钧赶紧圆场:“ 事虽如此,若不将国家之障碍,如吴佩孚诸人铲除,则欲求国家进步与人民幸福,终属无望。总理孙公之贺,实有价值,亦惟公能当之也。”张作霖转而爽然大笑,孙中山接着说:“自民国成立以来,得我贺词者,亦惟雨亭兄一人耳。”傍晚回到张园行馆,孙浑身忽冷忽热,请来德国医生施密特诊治,按感冒状配药,并嘱静养,暂时停止社会活动。晚上,张作霖回拜,孙中山卧床未起,张即坐于榻旁,两人纵谈国事两小时之久。后据张学良透露,“孙来时只希望对统一问题有所贡献,但家父之意自以拥段为主,盖信唯段可以完成统一之业”。

滞留天津期间,段祺瑞数次派人携带《善后会议条例》征求孙中山的意见,孙一直以抱病为辞,既不表示赞成,亦不表示反对。确实,孙中山的病势总不见好转,有时说话都很困难,施密特认为可能是慢性肝炎。12月24日,《善后会议条例》正式公布,孙中山对新闻界坦言,善后会议实质是“善军阀官僚之后,非善民国之后”,表示继续坚持其国民会议预备会议的主张。段希望孙“速驾来都”,孙仍以健康原因婉拒。25日前后,孙的病情恶化,疼痛愈加厉害,施密特提议,不如前往北京实行手术。经过几天考虑,孙中山改变主意,29日致电段祺瑞:“与医生商酌,决定于三十一日入京。惟养病期内,仍当暂屏一切,以期速愈。”

此时,冯玉祥因获得的实际利益比原来的期望要少许多,早已“辞职”隐居北京西郊天泰山,向段祺瑞、张作霖表示强烈不满。但北京城依然是国民军的天下,冯早就吩咐过鹿钟麟:“孙先生到京后,一定要尽力保护,国民军的队伍就等于孙先生的队伍,应听从孙先生指挥。”31日,鹿钟麟接到天津打来的长途电话,心中又喜又忧,喜的是终于有机会见到久仰的风云人物,忧的是怎么把孙先生保护好。看到前门东车站人山人海,学生、民众挤得水泄不通,鹿急忙驱车永定门车站,想请孙在那里先下车再进城,避免场面失控。鹿后来回忆说:“火车进站刚一停车,我便怀着极度兴奋的心情登入车厢,然而令我大吃一惊的是,孙先生不是坐着而是躺在卧铺上。从憔悴的面容上看,他的健康情况已很不好。”孙中山感谢鹿钟麟的关切:“在永定门下车,那可使不得,我是为学生、为民众而来的,我不能只考虑个人安全,而辜负学生和民众对我的这番热情。”

责编:陈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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