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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和博古谈“交权”不为人知的真相

2016-02-20 02:33知历史->近代史

稚嫩的“总负责人”

博古,原名秦邦宪,字则民,1907年出生在江苏无锡。1925年9月,秦邦宪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录取,期间听了瞿秋白、恽代英等老师讲授的马列主义理论课。不久,秦邦宪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由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推荐,经中国共产党批准,秦邦宪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到达中山大学后,秦邦宪被分在四班,第二年5月又进入俄文班。他和王明、张闻天等人是留苏期间的同学,与其他同期的同学合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刚到苏联留学时,按照当局要求,秦邦宪取了俄文名字“博古诺夫”,“博古诺夫”为俄语“上帝”的音译。后来回到国内,白色恐怖严重,不能使用真名,久而久之,博古的名字被大家熟记起来。

1930年5月,博古回到上海,开始被分配到全国总工会,担任宣传干事,并参加《劳动报》等工人报纸的编辑工作。在一次示威游行的活动中他与王明相遇,开始了与王明的合作。由此他的革命生涯在此后的几年中走过了一个很大的弯路。

1931年,博古在上海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这年4月到6月,发生了顾顺章、向忠发事件,他们出卖党组织,出卖共产党人,并供出许多党的高层领导的住址,许多共产党人被捕,党的组织被破坏。

国民党还发出密令:抓住周恩来、瞿秋白赏银元两万;抓住王明、张闻天、博古赏一万大洋。

9月的一天,周恩来与王明一起来到博古家,告诉博古:周恩来要去中央苏区担任军委书记,王明要去苏联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要博古主持中央工作。

博古很吃惊,提出这样安排不符合组织手续,因为博古此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周恩来、王明告诉他,已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商妥,再电告共产国际批准即可。博古服从党的安排,把党的需要放在第一,不考虑个人安危,临危受命挑起了这副沉重的担子——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负责人,成为中国共产党实际最高领导人。时年博古24岁。

与同时代的革命者相比,24岁的博古显然有些稚嫩。他比张闻天小7岁,比周恩来小9岁,比毛泽东小14岁。“24岁的博古还有点孩子气呢。陈赓挂彩了到上海看病,和博古住一块,住在楼上。警察从下边过,他两个就用报纸包住大便,往警察头上丢。这不跟小孩一样嘛,哪像党的领导人呢。”后有人回忆。

博古就任总负责人以后不久,江西苏区发来电报,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希望能选派一名工人出身的共产党员就任主席。主席一职有三个人选,一是工人出身,且在苏区有着较高威望的项英,另一个是党的一大代表张国焘,还有一个就是博古提名的毛泽东。

此时正值宁都会议前夕,苏区对毛泽东有诸多意见,但博古顶着种种压力,推举毛泽东为苏区主席。

成也“国际”,败也“国际”

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1932年底,博古与陈云一起秘密离开上海,1933年1月19日到达江西瑞金。1月下旬,在博古主持下召开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苏区中央局委员的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央局,博古提议任弼时负总责,而大多数人则推选博古为中央局书记负总责。

因为博古不懂军事,共产国际派李德作为军事顾问来到了苏区。具有耀眼光环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王冠”的李德,在博古的心目中,是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的。伍修权将军十分生动形象地说:“我们称他为‘太上皇’,就是主宰一切的上帝。博古对他从来都是言听计从。”

面对年仅25岁就当上了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博古,李德一面恭维博古具有经天纬地之才,定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一面嘲讽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说什么毛泽东惯用的“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重视农民是肤浅的表现,并一再断定“山沟里不能出马克思主义”。博古也一再表明,毛泽东不过是一个“无知的乡下佬”,因而断言,“在落后的县城是不可能建成马克思主义社会的”。

因博古盲目听从共产国际和李德的指挥,致使红军伤亡惨重,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博古成为历史的“罪人”被载入了史册。可以说,博古成也“国际”,败也“国际”——因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某些不切实际的“遥控”和“命令”,把博古推上了领导岗位;又因为博古的“教条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吃尽了苦头。

遵义会议后约半个月,在行军中博古沉默寡言,情绪低落,减食少睡。取消最高指挥权后,一些电报电文也得不到及时处理,军队事务受到影响,党内急需确定新的领导人。这一天,红军行至云贵川三省交界地,周恩来出面找博古和他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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