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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中的投机者:辛亥革命中机会主义盛行

2016-02-23 10:29知历史->古代史

风暴中的投机者:辛亥革命中机会主义盛行

  康有为、梁启超和光绪皇帝的画像。

  对于中国现代化转型,辛亥革命中所带来的一个无法忽视的负资产,就是机会主义的盛行,这加剧了中国社会的霍布斯式“丛林状态”,拉高了建立社会公信和民族共识的成本。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蔑视一切规则的机会主义行为,在清政府、保皇党和革命党三方主要势力身上,都得到充分的体现。

  信用破产的政府

  澳洲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等提出的“国家机会主义”,始终伴随着晚清的改革开放全过程。由于宪政制衡机制的缺席,清政府的改革,以无限强大的公权力剥夺社会利益为代价,造成严重的腐败和普遍的寻租行为,并导致社会大众不再相信游戏规则,全民奉行机会主义,罔顾社会道德准则,不择手段。

  杨小凯其实是用一套经济学话语,阐述了日本著名间谍学者宗方小太郎的同一论断。甲午战争前,宗方小太郎向明治天皇提交了战略情报《中国大势之倾向》,鲜明地提出,中国的腐败源自官场但不限于官场,而是全民腐败。

  晚清公权力的无信与滥用,突出地体现在官督商办的企业上。为解决投入资金不足的问题,清政府向民间资本开放部分产业和企业,却又通过衙门化的管理方式,将出资人的话语权缩小到近似于无。这直接导致投资者对政府融资项目采取两种看似矛盾而荒唐的方式:在一级市场中拒绝与躲避,在二级市场中炒作与投机。

  一级市场的冷遇,在1887年李鸿章发行“中国铁路公司”股票时最为显著。100万两的融资计划只完成了10.85 万两,上海英文报《北华捷报》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之前的轮船招商局等招股后,却在重大事宜上从不尊重投资者意愿,导致投资者丧失信心(参阅雪珥即将出版的新书《天子脚下的特区》上卷)。而晚清的几次灾难性股灾,则与投资者疯狂炒作二级市场极有关系。凡是能公开交易的上市公司,股民们“趋之若鹜,一公司出,不问好歹,不察底蕴,股票早已满额,亦麾之不去”,“其实十之八九皆非真欲买股之人也”(《申报》,)“市里奸侩特开售卖股票之风,以致举国狂欢,纳股者非富家藏窖之银,乃市肆流通之宝,而害遂不可胜言矣。”(《字林沪报》)甚至,连官方的对外战争赔款、铁路建设专款等巨额资金,也都大规模违规入市,支撑起官员们的“老鼠仓”(雪珥著作《辛亥计划外革命》)。

  涉及数千万投资散户的铁路基建,则是“国家机会主义”的另一个“重灾区”。从1898年在《矿务铁路章程》中旗帜鲜明地鼓励民营资本投资路矿开始,政府并非真正相信弱小的民营资本能够支撑技术和资金密集型的铁路投资,而更多的只是一种实业救国、商业救国、官民一体的姿态。随着“利权回收”运动,外资铁路项目被基本收回,由各省自组民营公司接办。为了解决民营资本严重不足的问题,官方最后依然是通过“给政策”的办法扶持,允许民营铁路公司向民众收取“租股”,强行集资摊派。

  这种变异的“民资”与“商办”,成为少数人掠夺社会财富的工具,政权与民众两方都受到巨大的伤害,且造成严重的腐败和效率低下,最后迫使官方推出“救市”性质的铁路国有政策。而此时,以铁路公司高管为核心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坐大,“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川汉铁路公司高层就借国有之际,要挟中央政府为其违规炒股亏损的300万两巨额亏损埋单,遭拒后裹挟民意发动了“保路运动”,导致全局失控。而在博弈过程中,政府基于维稳的顾虑,采取机会主义手段,立场波动不已,导致官僚机器的反应机制完全失效,进一步刺激了各种势力对利益的攫取欲望(《辛亥计划外革命》)。

  以改革之名、行掠夺之实,基本成为宣统年间的主流,各种强势群体赶“搭便车”。从设计初衷看堪称“仁政”、“善政”的各项改革措施,经过官僚机器的运作后,几乎无一例外地异化成为“苛政”甚至“暴政”。1909年江西宜春发生近万农民抬着土枪土炮,武装围攻县城的特大群体性事件,起因就是为了兴办新学而多收“学米捐”,面对农民上访时当地政府又轻率动用警力。

  在政治上,“国家机会主义”的典型体现,就是官方在确定了立宪政改的总目标及步骤之后,缺乏贯彻的信心、决心和恒心,不断摇摆,短期行为严重,释放出大量混乱无序的信号,导致权威资源被不可再生地浪费。

  在机会主义的思路指导下,官方的行政行为无原则可循、无规律可摸,令不行、禁不止,难以预测,其驾驭全局的能力遭到致命的削弱,并给各级官僚留下了巨大的自由操作并进行寻租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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