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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误区:慈禧曾拿300万两贴补海军

2016-02-23 09:46知历史->古代史

  慈禧太后挪用了海军哪部分军费?

  以往探讨甲午战争失败原因,说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无出其右者莫过于慈禧太后修颐和园挪用海军经费一事。一些历史课本讲,为讨慈禧欢心,李鸿章挪用海军经费修筑颐和园,结果导致清朝政府无钱提升军备水平。这种观点应声的一个逻辑是,慈禧太后当初如果励精图治,严格控制“三公”消费,不建楼堂馆所,清军便可有足够的经费与日军周旋。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难道大清国真是因为一个园子就失掉了整场战争?

  考察历史,清军在海军建设方面的投入并不比日本少。北洋水师从1861年筹建到1888年成军27年间,清政府一共投入海军经费一亿两白银,每年合计300万两,占年度财政的4%——10%。日本政府从1868年到1894年3月间共向海军拨款9亿日元,折合成白银才6000万两,每年合计白银230万两,相当于同期清政府对海军投入的60%。

  修颐和园占用海军经费,在一些历史研究者看来也是不成立的。慈禧修颐和园的经费名义上挪用北洋海军的军费,但实际上却是各地督抚孝敬的钱,只是挂靠在海军军费的名义下。1888年秋,醇亲王通过李鸿章,向一些沿江海省份的总督、巡抚授意,要为孝敬老佛爷修颐和园。但顾及自身形象,当年的执政者也觉得这事不光彩,醇亲王于是就想出以海军的名义筹款,最后共集260万两白银。这260万两,除一部分用于修建颐和园,剩下的都投入到铁路建设。由此看来,修颐和园的钱和海军经费没有半点关系,这份钱原来也不属于海军。不仅如此,战争开打后,慈禧太后还从私房钱里拿出了300万两贴补海军。

  虽然修颐和园没影响海军经费,但海军经费短缺却是不争的事实。虽然清日两国海军在建设方面投入不分伯仲,但在战争前夕,投入却有很大差距。日本政府的财政支出中,在甲午开战前,军费支出已经占年度财政总支出接近30%。大清当时的财政收入与日本差不多,但军费支出却只有1.6%左右,海军每年实际经费只有100余万两,仅能满足基本开销。甚至战争即将爆发之际,李鸿章请求户部拨款二、三百万两以作战费,结果竟然只取出来18万两。战争爆发后,清政府更是手忙脚乱,关键时刻应变不力,这是铁定了的。

  那么,修颐和园挪用海军经费的说法从哪里来的呢?翻检史料发现,这个说法最早出自梁启超的文章,“群臣竞奏请练海军,备款3000万……颐和园工程大起,举所筹之款,尽数以充土木之用。”梁启超这种说法没有任何数字考证,基本是为了反对慈禧做的舆论造势,不足为信。

  炮弹里装沙子影响战斗力吗?

  “沙子炮弹”也是关于这场战争经常被提及的一个细节。1962年的《甲午风云》,李默然扮演的邓世昌命令士兵将弹头拔下,结果炮弹中倒出的竟然全是沙子。炮弹不装火药,装沙子,这么虐心的镜头真让人看得火冒三丈。关于沙子的来源,过去有两种说法,一是说炮弹为国内兵工厂制造,厂长贪污腐败,以次充好;二是说炮弹为进口,黑心外国军火商见清政府愚昧无知,故意缺斤少两。

  但这两种说法似乎都缺少足够的事实证据。从逻辑上讲,做炮弹毕竟不同于做食品,按照当时的物价,一发炮弹成本差不多能抵得上一头耕牛,这么贵的东西生产出来,肯定要层层把关,岂能光天化日往里兑沙子?

  2012年,有学者著文谈到,这个“沙子炮弹”真是大家一个误解,“沙子炮弹”不仅不是假货,还是当时一种舰载常用炮弹。原来,当时北洋海军各舰使用的炮弹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开花弹,另一种则是实心弹。开花弹的弹头内填充的是火药或炸药,击中目标后会发生爆炸;而实心弹的弹头内则很少装药或不装药,更多时候是填充泥土、沙石来配重。实心弹击中目标后当然不会爆炸,其作战意图是凭借重力加速度击穿敌舰引起进水。

  影片中,邓世昌泣血控诉的“沙子炮弹”就是实心弹。当时,由于科技实力有限,北洋海军的开花弹都需进口,国内有实力的兵工厂,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天津机器局只能生产工艺相对简单的实心弹,后期开展开花弹研究,里面装的也只是普通的黑火药,而不是更具杀伤力的黄火药。战争开始后,北洋海军由于经费不足,开花弹严重短缺,战前只补充了55颗国产普通开花弹,平均一门炮顶多分得十几枚。在海战中,仅一个半小时这类炮弹就打光了。剩余的三个多小时里,定远舰的305毫米巨炮只能发射根本不会爆炸的实心弹。

  相比之下,日本在战前投入巨资研制新式火药,很快,其自主研发的“下濑火药”已经可以达到欧美水平。结果,大东沟海战上,经过5小时鏖战,参战的12艘中国军舰4沉2逃,其余被重创以致难以修复。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组建海军较早,人员更新较慢,当时北洋水师炮手年龄普遍比较大,虽然体力不支,但由于经验丰富,命中率要比日军好得多。但纵使如此,却无奈炮弹不给力。

  制度之败还是综合因素作用使然?

  最后一个问题,反思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目前普遍的结论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脱亚入欧”,一战功成,正式进入帝国行列。经此一役,清政府几十年的洋务运动宣布破产,在康梁等人的推动下,举国上下开始反思制度之败。

  关于是否为制度之败,近些年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不同的观点。近代史学家马勇推出的新书《重寻近代中国》一书中专门有一篇文章探讨这个问题。马勇先生认为,“洋务新政确实存在只治其表不治其本的内在缺陷,但由此而让洋务新政承担甲午战争失败的全部责任,由此而全面怪罪中国的既往传统和体制模式,似乎不仅于情理上很难说得通,而且事实上也超过中国社会的承受力。”

  事实上,经过洋务运动的努力,19世纪90年代时,清政府的实力已经有目共睹,其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虽然不能与欧美列强抗衡,但在亚洲仍然具备领导力,是头号强国。然而经甲午一战,在日本的苦心酝酿下,中国刚刚复苏的国力再次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更让国人尴尬的是,堂堂天朝上国最后竟倒在一个弹丸小国面前,其耻辱绝非历次侵略战争所能比拟。

  按照马勇先生的观点,战争并不能代表真实的国力,历史上兵强国不强、国强兵不强的例子比比皆是,单以一场战争成败来自我谴责,显然过于极端。外国人当时就有评论:“日本素修战备,待时而动。中国则以宽浑为量,平日绝无疑虑日本有窥伺之心,以友邦相待。日本乃遣人四出侦探中国情形,以为今日用兵张本。如中国早知日本素蓄此心,亦修备战,恐日本亦不能得志也。据此而言,则今日胜负情形,并非中东强弱之实证。”

  打了败仗就应该先反思战略层面的问题,比如情报、军备、战法等,这些具体细微的事项,均是一场战争过后应该优先摆在案头上的。然而,蒙受奇耻大辱的国人已不能再有这样的耐心,甲午一战之后,戊戌变法、宫廷内斗紧接而来,平静的中华再次迎来纷乱。(记者 闻 达)

责编:邢若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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