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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髦婚姻”:近代英国贵族与商人的联姻

2017-07-19 12:40知历史->野史

婚姻家庭作为一种制度性的约定和安排,对社会转型具有一定的影响。作为世界上最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近代英国的婚姻生活发生了重要变化,贵族与商人的联姻成为一种备受关注的社会现象。贵族与商人的联姻,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商主义与贵族精神相结合的产物。这种较为时髦的婚姻模式,为我们认识近代英国社会生活变迁提供了一扇窗口。

贵族与商人婚姻观念的变化

首先,经济利益的考虑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贵族婚姻观念的转变,从富有商人阶层中挑选配偶成为贵族子弟的又一选择。长期以来,英国贵族的“婚姻伴侣一般在一个很狭窄的社会范围内选择”。贵族在安排婚姻时,更注重与爵位继承人联姻,并表现出轻视工商业者的态度。16—18世纪期间,由于大量财富用于建造豪宅、举办宴会等事务,部分贵族在经济上陷入危机。对财富的追求,促使贵族改变了阶层内部通婚的观念,力图与富商联姻。当社会上层将金钱视为婚姻的主要目标时,贵族婚姻观里的等级制因素逐渐弱化,富商成为贵族主要的择偶对象。

其次,“向上流社会看齐”的价值取向促使商人寻求与贵族阶层通婚。近代早期,虽然商人经济力量不断增强,但就社会地位而言,贵族凭借高贵的血统和特权仍然处在社会上层,并主导着主流社会价值观。为提高社会地位,商人逐渐调整自身的择偶观念。以往,商人婚姻多以发展商贸关系为目标,配偶大都来自商界内部。但随着对权势的渴望,商人开始谋求与贵族和乡绅通婚。正如法国史学家保尔·芒图所说:“当血统贵族力求通过商业致富时,商业贵族则想获得权力和威望。”在当时的英国,除了通过置办土地房产、购买爵位晋升贵族行列外,与爵位继承人联姻成为商人进入贵族阶层的一种捷径。

贵族与商人联姻的实现,同样也得益于17—18世纪婚姻决策权逐步从父母向子女的转变。17世纪前,英国上层社会的主流婚姻观认为,子女配偶的选择应由父母、亲属等“友人”决定,择偶标准则以家族政治和经济利益为主。由此,婚姻的等级限制非常严格,子女几乎没有选择权。但17世纪后,婚姻决策权逐渐从父母向子女方面转移。1645年,达德利·诺斯勋爵指出:“父母应让子女完全自由处理他们的婚姻大事。”与此同时,择偶标准也趋于多样化。当时社会中上层男子在择偶时,认为完美的妻子应该“文明、富有、年轻、聪明、优美并且具有高贵的容貌”。而且,婚姻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观点也日益受到重视。

贵族与商人联姻现象的演进

事实上,作为社会上层的贵族与社会中层的商人,这两大阶层之间的联姻存在于近代英国历史上的各个时段。早在16世纪,贵族就利用与商人结亲的方式获取财富。1591年,出于对丰厚嫁妆的渴望,斯塔福德勋爵写信恳请伯利勋爵运用其影响力,去敦促“一个富有市民,把其女继承人嫁给他的儿子”。纵观整个16世纪,虽然贵族与商人存在部分通婚现象,但英国贵族依然有着较强的门第观念,男女婚嫁讲究门当户对,贵族与商人的联姻并不普遍。

17世纪后,贵族与商人的联姻日益增加。1646年,基于财富因素的考虑,伯克利伯爵娶了东印度公司商人约翰·马森伯德的女儿伊丽莎白为妻。1669年,贵族威廉·温德姆与富商约瑟夫·艾什的长女成婚。17世纪20年代,一部分商业巨头也力图通过联姻来实现向上层社会流动。威廉·科凯恩成为大商人后,为跻身上流社会,将其五个女儿分别嫁给了三个伯爵、一个子爵和一个男爵。在科凯恩去世后,因为继承了大笔财产,其寡妻得以嫁给身份更高的多弗伯爵,成为贵族家庭中的一员。可见,在17世纪政治局势动荡不安的情况下,贵族与商人的联姻并未中断。

1688年光荣革命后,贵族的政治权势不断增强,但与商人的联姻依然延续下来。1695年,贝德福公爵家族的塔维斯托克侯爵娶了一位富商的女儿伊丽莎白·霍兰德为妻,凭借妻子带来的巨额嫁妆,公爵家族的地产大为扩充。1702年,被债务缠身的沃宁顿伯爵专派两位代理人为其寻找合适的配偶,最后伯爵娶了伦敦富商的爱女玛丽·奥德伯里。成婚后,伯爵就用其夫人的4万镑嫁妆还清了债务。贵族还利用富商的财富来扩充地产。18世纪是贵族的时代,但贵族越来越倾向于在商人子女中选择配偶,贵族与商人的联姻现象日渐普遍。

联姻推动英国社会转型

贵族与商人的联姻,推动了近代重商主义的传播。在近代早期的英国,农业经济仍占据主导地位。但随着贵族与商人的联姻,通过商业贸易来“合理谋利”的精神在社会进一步传播开来。在对商业利润的追求中,起先锋作用的正是一些新贵族。除鼓励长子以外的孩子进入商业领域外,一些贵族也利用与商人的姻亲关系涉足商业活动。贵族及其子女在工商业领域的活动推动了商业的发展,重商主义得到进一步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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