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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江青威胁周恩来:不是我们你也会被打倒(7)

2016-02-22 20:57知历史->野史

  1966年12月中旬的一天,北航“红旗”一批红卫兵要冲击国防部大楼,叶剑英、陈毅等几位老帅听到这个消息都急了。11月8日,曾经发生过一起外地造反派冲击国防部大楼的事,后来被劝阻了。这次北航“红旗”又要冲击,是受江青一伙人在背后煽动的。国防部是国家军机要地,万一被这伙红卫兵冲击进去,来一番打、砸、抢,后果将不堪设想。周恩来知道后非常着急,一面打电话劝告冲击国防部的红卫兵赶快退出去,又以他的名义起草一封信函,指出冲击国防部是要犯严重错误的。经过多方耐心的工作,才平息了这次事件。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几乎天天开,会议内容也几乎全是研究解决“中央文革”在社会上和各个单位里挑起的各种事端。当时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江青、张春桥、康生在钓鱼台“放火”,周恩来等中央常委在人民大会堂“灭火”。这个碰头会在刘少奇、邓小平被打倒后就由周总理主持,每次会都开得非常艰苦。当时张春桥经常列席常委碰头会。可是每当他们暗中鼓动群众闹事,给周恩来和老帅们出难题的时候,张春桥就转入幕后,不来参加碰头会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张春桥、康生等一伙人尽力“放火”,周恩来千方百计地去“灭火”,使一伙野心家不能称心如意地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因而他们对周恩来恨得要死。江青在背后多次恶狠狠地讽刺周恩来是“灭火队长”。1967年2月间,一次江青歇斯底里大发作,放肆地当面指着周恩来说:“你一贯地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还有国务院碰头会,把‘中央文革’里的常委拉到你那边去,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她还威胁周恩来说:“要知道,我们‘中央文革’不出面保你,你周总理也会被打倒的。”活脱脱一副无赖泼妇的嘴脸,充分流露出了她对周恩来的仇恨。

  初期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还比较齐全,被江青一伙视为“异己”的人,尚未被他们排挤和打倒。可是,随着他们的阴谋逐渐暴露,小组内部意见分歧的事就多起来了。从表面上看,“中央文革小组”好像是一致的。但当江青一伙人给周恩来的工作制造种种刁难时,就采取由自己一伙人幕后操纵的手法。1967年1月13日,周恩来针对中南海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一事,召集中央办公厅的同志们讲话,明确指出应当保护刘少奇。这个讲话内容戚本禹是知道的,而他就没有告诉后来去看大字报的“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事实上,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正是在戚本禹指使下贴出的。

  有人做过一个不完全的统计,仅从1966年8月到12月的4个月中,周恩来参加的红卫兵大型汇报会、座谈会在40次以上(未计入无数小型的汇报和个别的约见);从1966年7月到1967年1月的半年多时间内,周恩来亲自接见红卫兵、处理由红卫兵引发的突然事端及起草有关红卫兵的各种文件达230次之多。毛泽东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在天安门8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群众组织的代表,总共约1100万人。每次接见,从始至终,都是由周恩来亲自安排。从毛泽东的安全保卫、行车路线,直至红卫兵的食宿、军训等等细微琐事都由周恩来亲自过问。就是这样,还要受到江青一伙人“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刁难,给周恩来的正常工作设置许多意想不到的障碍。

  1966年10月18日,正当毛泽东第四次接见红卫兵之前,突然发生了蒯大富为首的“三司”带头闹事的“口号事件”。事情的起因是组织这次接见的大会指挥部拟好的一份标语口号,因其中一些口号太长,中央宣传部负责处理此事的同志怕群众呼口号不便,因而删去了一些,由此就引起了这次闹事。蒯大富的“三司”串联北航“红旗”,数万学生上街游行,冲到天安门,高呼要揪出“篡改”口号的“黑手”,高呼“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形势十分严峻。周恩来为了平息这次事件,18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商讨处理办法,并指出决不能因闹事干扰当天的毛泽东接见活动。因为周恩来一夜未休息,加上精神极度紧张,神情显得很疲惫。会议开始后,他正要讲话,突然谢富治带着一种明似关心,实则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阴阳怪气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可要爱护身体呀,你又一夜没睡觉了吧,这样可不行呵……”谢富治的话还没有讲完,周恩来带着无法抑制的愤怒,双眼紧盯着谢富治,斥责他:“你这是什么意思,故意刺激人的感情……”当时与会的人都吃惊了,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周总理发这么大的脾气。谢富治当时面红耳赤,无言以对,不敢抬头。周恩来对谢富治发火不是偶然的,是他早已洞悉了谢富治的心态,谢明明知道正是林彪、江青迫使周恩来和老帅们没有片刻安宁,给折磨得身心交瘁,却假惺惺地表示“关心”,正是这种虚情假意的“关怀”,激发了周恩来长期压抑着的愤慨。

  “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陈伯达就攻击周恩来“和稀泥”、“搞调和”、“折衷主义”。1966年10月3l日,姚文元在纪念鲁迅逝世3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桑骂槐地影射攻击周恩来,是“那些貌似‘公正’而实际上站在旧势力一边的‘正人君子’们”,叫嚣要“撕掉那些新式的‘正人君子’们折衷主义的假面具”。在江青、康生、陈伯达的授意下,由王力、关锋执笔的《红旗》杂志社论《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中,更露骨地指责:“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搞折衷主义,实际上就是站到敌人一边。”

  周恩来在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中,经历了许多惊涛骇浪和极为复杂惊险的政治斗争,都没有像“十年浩劫”中他所面临的这样艰难、这样复杂。当这场风暴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时候,周恩来力挽狂澜,中流砥柱,委曲求全,苦撑危局,始终坚守岗位,顽强搏斗。他以高超的斗争艺术,和林彪、江青一伙周旋,力排于扰,消除动乱,竭力想把党和国家从危难和困境中解脱出来。

本文摘自《中南海人物春秋》,顾保孜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本文摘自《中南海人物春秋》,顾保孜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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