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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江青威胁周恩来:不是我们你也会被打倒(3)

2016-02-22 20:57知历史->野史

  同到会的其他中央领导人一样,周恩来也表示同意中央《通知》,并在会上作了发言。但他这时并没有理解《通知》中这段话的真正含义。用他后来的话说,当时虽然已有些猜测,却未曾想到是指刘少奇,连主持这次会议的刘少奇本人也是这样。《通知》通过后的第三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北京玉泉山会见一位外国党领导人时,都认为“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已经挖出来了。可见,对毛泽东的意图,中央领导核心的这些成员仍全然没有觉察。

  5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的前一天,经康生策划,北京大学干部聂元梓等7人在校内贴出矛头对准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有关部门的大字报《陆平、宋硕、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当天夜里,周恩来派人前往北大了解情况,严肃批评聂元梓等人的做法不符合中央内外有别的规定,是破坏纪律的行为。

  康生却背着在北京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私下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底稿,送给远在杭州的毛泽东。6月1日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大字报向全国广播。第二天,《人民日报》转载这篇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件事立刻引起极大的轰动。各大、中学学生纷纷起来,贴大字报,开批斗会,“造修正主义的反”。文化革命运动在北京和全国迅猛地展开。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对这件事都毫无思想准备。陈毅曾就发表聂元梓等人大字报一事当面问周恩来: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周恩来回答道:我也是在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说要发表这篇大字报。后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写下批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显然,这里是有所指的。

  毛泽东写出了令与会者震惊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和少奇、小平一样,周恩来才知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指什么

  1966年6月15日,根据原先决定却一再推迟的计划,周恩来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在为时半个月的出访中,周恩来的心情一直处于一种异乎寻常的紧张状态中。在回国途经巴基斯坦时,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发现:周总理同以往有些不一样,缺乏通常的那种爽快的情绪-是否因为太忙和太疲倦,还是其他原因?其实,最使周恩来放心不下的还是国内变幻莫测的政治局势。

  7月1日,周恩来回到北京。这时,一些大中学校已出现乱批乱斗、对批斗对象(主要是党政负责人和教师)进行毒打和人身侮辱等严重问题。中共中央领导层中对工作组废存去留的两种不同意见正在激烈交锋:刘少奇、邓小平等是坚持运动要有党的领导,要较有秩序地进行,认为在许多学校的党委已不能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派工作组是必要的;而陈伯达等却几次反对派工作组,认为这样做不利于放手地让群众起来“革命”。

  就在这个期间,毛泽东听了陈伯达、江青等的汇报后,已经认定派工作组是压制群众、阻碍运动,下决心撤销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他严厉地指责说:阻碍革命势必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这无疑使周恩来感到困惑。7月28日,他第三次来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时对师生们说:在这场运动中,主观上革命的,不一定不犯错误;百分之百的对是没有的,我就不保险。

  8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全会开幕当天,毛泽东在会上激烈指责派工作组的做法,认为工作组“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都是干尽了坏事”。同一天,他写信给反对工作组的北京清华附中红卫兵,对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表示热烈的支持”。这时,全国各学校已普遍出现揪斗工作组的现象,并开始冲击派出工作组的各党政机关。这封信对他们是很大的鼓励和支持。

  8月3日、4日,毛泽东对工作组的指责更加尖锐。他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说:“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会议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全会改变原定议程,延长了会期。周恩来似乎预感到将要发生什么变故,他再次叮嘱值班秘书:如果主席处通知开会或谈事情,即使我已经休息了,也要把我叫醒。

  果然,在8月5日,毛泽东写出了使全体与会者震惊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他用极其严厉的词句批评以刘少奇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指责他们“在五十多天里”,“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毛泽东这篇极不寻常的“大字报”,第一次在党内高层中公开了他长期以来对中央“一线”工作的不满,并且把派工作组这件事提到了“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那样的高度。这些,周恩来都摆脱不掉“干系”。但毛泽东并没有把周恩来列入“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内。

  据当年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廖汉生回忆:“一天晚上十二点,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旁边的一个厅里召集军队各总部负责人,海、空军负责人开会,北京军区杨勇和我也出席了,我当时是八届候补中央委员,这次会是打招呼会。周总理说:‘毛主席下了决心,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晚上把我叫去,交给我,让我向大会传达,后又收回去了。第二天晚上又把我找去,再把《我的一张大字报》交给我。现在毛主席已下了决心,要改组政治局常委。’打招呼会散了,周总理又向各省、市第一把手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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