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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为“焦官”的谢觉哉

2017-07-18 09:31知历史->人物
关键词: 甘为 焦官 谢觉哉

“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焦官’(湖南方言,指不挣钱的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这是1950年1月,当湖南家乡的亲人提出想到北京找个好前程时,谢觉哉在回信中的一番话。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谢觉哉始终牢记共产党员的身份,用纪律约束亲情,为今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我们是以身许国的共产党人”

谢觉哉一直对家乡和亲人怀有浓浓的眷恋之情。大革命失败后,他离开湖南,从此与家人音讯不通,直到10年后才得以再次通信,也因此对故乡的妻子儿女十分愧疚。1939年,在写给妻子何敦秀的信中,他说:“四十一年当中,我在外的日子占多半,特别是最近十几年,天南地北,热海冰山,一个信没有也不能有……家庭生活儿女婚嫁的事,我从来没有管过,现在更来不及管。这付繁重的担子,压在你的肩上,已把你压老了罢!我呢,连物质上给你的帮助,都很少很少,这是对不起你的事!”女儿谢蔼英在谢觉哉离家时才10岁,成年后曾有信盼其聚首,未料不久即病故,父女二人终未能再见。消息传来,谢觉哉悲痛地写下一首《哭蔼英》:“欲哭无从哭,十九年前貌恍惚。欲哭苦无泪,丧乱重重乡里隔。我离家,汝尚雏。惭我拙,教养疏。依母朝朝事劳作,望父年年消息恶……”

谢觉哉虽然对亲人怀有如此浓烈的深厚情感,但也十分注意以党的纪律来约束亲情。入党后不久,他就抱定了为革命献身的志向,对前来投奔的弟弟说:“革命前途未卜,我已以身许党。”作为领导干部,他总是率先垂范,树立楷模。延安时期,谢觉哉就提出党员要做群众的模范,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者,要广大群众跟着我们走,不是命令或统治他们,而是靠党员的模范作用”,如果“州官可以放火”,哪能去“干涉百姓点灯”,“公家人”必须是自觉“遵守法令的模范”。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先后担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多个重要职务,面对亲友们纷至沓来的各种请求,他坚持原则,称自己在外是做“工”,而不是做“官”。面对家人的不理解,他语重心长地告诉他们,“我们是以身许国的共产党人”,“共产党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不能多拿一个钱,他的生活不能比一般人高”。

“不要认为地位高的人可以说情”

谢觉哉特别重视对亲属的教育和约束,他曾说,“人民革命,替人民造下一发展机会,并不能也不应给人或一部分人以不费力的好处”。从不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亲友谋取利益,这在他与亲属交往的许多事情上都表现得十分明显。

在谢觉哉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长的消息传到家乡后,乡亲们议论着,穷山沟里出了个大官,真了不起,家人们也想到北京去找个好前程。当两位久未谋面的儿子提出想搭便车来北京看父亲时,谢觉哉说:“儿子要看父亲,父亲也想看看儿子,是人情之常”。但他同时又委婉地拒绝道:“刻下你们很穷,北方是荒年,饿死人;你们筹措路费不易,到这里,我又替你们搞吃的住的,也是件麻烦事……打听便车是没有的。因为任何人坐车,都要买票。”1956年,80多岁的堂哥谢凡宣写信请求其为家乡友人后辈推荐工作,谢觉哉回复说:“无论什么机关、厂矿招收员工,都要经过考取或由一定机关调用。没有可由私人推荐的,荐了也没有效果。”1960年,当外孙姜忠提出调动工作想请外祖父帮忙时,谢觉哉回信说,“姜忠调工作的问题,我不知道可不可调,如果可调,姜忠可以自己请求,如不可调,那旁人说也是空的”,并告诫家人“不要认为地位高的人可以说情,这是旧社会的习气”。

谢觉哉对亲友的约束还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1962年,湖南宁乡一带滥伐林木成风,谢觉哉故居南馥冲附近的山林遭到严重破坏,谢氏孙辈谢金圃、曾文义等人向有关部门反映未果,便赌气在自留山内滥伐树木,受到了处罚。事后,谢金圃给谢觉哉去信,希望得到祖父的支持,没想到谢觉哉在回信中严厉地批评了他们,并要求他们在社员大会上作检讨,而且不止一次,要直到大家不要他们检讨了为止。谢觉哉还对这些亲属说:“我年纪老了,身体衰了,可能不会再到宁乡了,也不打算再回去,即便到宁乡,也不想再到南馥冲。你们也不要来,除非你们变成了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生产的积极分子,变成了育林、护林的模范或先进分子,到那时你们再来,也就不觉得惭愧了。”

“我们是共产党人,你们是共产党的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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