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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

2017-07-04 12:34知历史->人物
关键词: 万里 由来 要吃米

1977年6月,万里由铁道部部长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次年1月兼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到任之后,他开始了“微服私访”之旅,跑遍了当时安徽的74个县市。他发现农村很穷,一些农民住的是茅草屋,吃的是地瓜面。万里感叹道:过去只是听说这里穷,但是没有想到穷到这种地步。

11月,万里主持召开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这就是以后影响深远的《六条规定》。《六条规定》的出台,立即轰动全省,震撼全国,预示着一场深刻的农村革命的前奏奏响。《人民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文章,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看到后,当即给予热情肯定。

1978年,安徽省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干旱。全省约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400万人口的地区人畜缺水。万里急从北京调来打井队,支援安徽灾区抗旱救灾。但是,在有些地方井打了100多米深,也打不出水来。关键时刻,在万里主持下,省委作了两项决策:一是“破产抗旱”。即从财政上拨款,有多少钱拿多少钱,用于抗旱保收。二是“借地度荒”。即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种麦种油菜,超过计划扩种的小麦,收获时不计征购,由生产队自行分配,并鼓励农民开荒多种,谁种谁收谁有,国家不征公粮,不分统购任务。由于政策得力,安徽当年获得农业丰收,粮食产量达290亿斤。1978年的安徽大旱,没有饿死一个人。

在省委农村新政的鼓舞下,全省各地农村落实“借地度荒”政策迈出了更大的步伐。肥西县山南公社小井村黄花大队党支部在区委书记汤茂林主持下,连夜召开了党员座谈会。参加会议的21名党员共同约定,实行“四定一奖一罚”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四定”是定任务、定产量、定工本费、定上交数;“一奖”是超产的奖励60%;“一罚”是完不成任务的责罚100%。1978年9月15、16日,小井村连续两天召开干部大会,1697亩耕地,一夜之间,分给了村民。

对这样的大胆探索,万里给予积极支持。1979年2月6日,他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了山南公社包产到户问题。万里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秋后总结了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试验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

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另一个村——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悄悄开始了一场新的试验。他们的办法是“大包干”,即把生产队的土地分到户,包干经营。这天晚上,全队18户人家的主事人集中在生产队社员严立华家,举行秘密会议,商量如何分田、分析可能产生的后果,会不会被扣上走资本主义的“帽子”?生产队队长严俊昌承担着更大的风险。为了共担风险,社员严学立受众人委托,提笔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一份“生死状”:“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们保证把我们的孩子抚养到18岁。”18户农民都在这份合同书上按了手指印。于是,全队人连夜抓阄分牲畜、家具,丈量土地,一个早晨就全部分好了。

这一年,小岗生产队取得了大丰收,收粮13.2万多斤,相当于1966-1970年产量的总和;生猪饲养量135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卖油料2.4万斤,超过任务的80倍;向国家交售公粮2.99万斤,完成任务的10倍;人均收入由22元上升到400元。看到小岗村的可喜变化,万里由衷的高兴。他对小岗村的干部群众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邓小平对小岗村的大包干也给予肯定,1980年5月,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1980年4月,万里离开安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对于万里在新时期农村改革中的贡献,党中央给予高度评价。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安徽,万里同志是有功的。胡耀邦曾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人民群众则给予这样的褒奖:“要吃米,找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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