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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毛泽东称什么是“八路军的拿手好戏”?

2016-02-24 17:15知历史->人物

  毛泽东“经营山西”、全方位在山西全省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思想有一个形成的过程。东征战役初期,他的战略指导思想和对红军行动、地方工作的部署,主要还是立足于在山西西部的吕梁山区建立一块与陕北相连的根据地,以“取得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之有利条件”。(《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453页。)所以,当红军一举突破阎锡山的黄河防线,占领黄河以东数百里地区,完成东征战略的第一步任务之后,立即于1936年2月23日致电彭德怀并各军团首长,明确提出红军“目前基本的方针是用极大努力在中阳、石楼、永和、隰县等纵横二百里地带建立作战根据地,为赤化山西全省之起点”。(《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451页。)这表明毛泽东早在渡过黄河之初,就已开始谋划并实施在山西全省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

  东征战役中期,红军主力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分头向晋南和晋西北乘胜扩展,并准备相伺向晋东南发展,扩大根据地。期间,中央政治局在东征前线召开晋西会议,重点研究讨论军事战略方针问题。会上,毛泽东根据东征以来对山西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情况,特别是其重要战略地位的更加深入的了解,代表军委作报告并多次发言,正式明确地向中央提出他的关于“经营山西”、在山西全省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构想。他指出,华北形势是世界最大的喷火口之一,向华北发展,“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为党与红军的重要任务”。“在争取迅速对日作战方针下,第一时期以经营山西为基本战略方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500页。)强调经营山西,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向河北开进是战役问题,经营山西是战略问题,红军将来主要做山西的文章。(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25页。)会议批准了毛泽东代表军委提出的有关“经营山西”等军事战略方针的提议。其后,为贯彻晋西会议的精神,毛泽东和彭德怀在4月2日发给红一军团的电示中,进一步阐明了“经营山西”、创建山西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目前阶段战略基本方针,是在山西战胜敌人,造成抗日根据地,把山西与陕北联系起来,在山西作战与赤化,不但包括晋东南,还包括晋西南、晋西与晋东北。不管晋东南以外之三区怎样,人民经济条件较差,亦不能看轻其重要性。”“山西的经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没有山西即不能设想同日帝进行大规模作战。”“在战役方针上,不规则无定向(这一仗在东打那一仗在西打,没固定战线,全依情况决定)可以而且应该成为现实的指导原则。在战略方针上,不规则无定向是不许可的,应有明确的方向与地区。”(《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529—530页。)毛泽东此间明确系统地提出“经营山西”,在山西的晋东南、晋西南、晋西北、晋东北四面全方位地建立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构想,不仅标志着他的这一重要战略思想的基本形成,而且通过在晋西会议上的深刻阐述,使之在政治局形成了共识,并最终成为党中央的决策。

  东征战役后期,由于国民党中央军进驻山西,“进剿”红军。此时,在山西作战已无有利条件,红军被迫西渡黄河,回师陕甘,并决定在此之后实施西征战役。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与彭德怀于4月28日致电周恩来等,坚定地指出:“向西执行上述任务,仍然是为着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之基本的政治任务。华北各省仍然是战略进攻方向的主要方向。在把蒋介石部队调出山西以后,在积极地进行山西干部的创造,山西士兵运动的加强,神府苏区的扩大等条件下,再一次进入山西作战的机会是会有的。坚持以陕甘苏区为中心向各方面作战,而以东方各省为长时期内的主要方向,这是明确的方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523—524页。)可以看出,毛泽东关于“经营山西”、向华北发展的战略不但是坚定不移的,而且是深思熟虑的。一年多之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再一次进入山西作战”,并将山西开创为华北抗战的特殊局面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提出的“经营山西”战略的正确性。

  二、指导对阎锡山的多方争取工作

  红军东征和毛泽东关于“经营山西”的战略虽然暂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这次军事行动广泛宣传了党的新方针、新政策,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推动了山西和华北的抗日救亡运动,党和红军对山西的政治、军事、经济、民情等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时,也在政治上、军事上震撼了山西的当权者,引起了其统治集团内部思想上、政治上某种程度的分化和动摇。这些都为此后争取阎锡山政治态度的转变,促成共产党与山西当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系的建立,最终实现在山西形成抗战特殊局面的战略目标,创造了条件。

  中国共产党要实现“经营山西”的战略目标,把山西建成华北抗战的战略支点,就必须争取盘踞山西多年的军阀阎锡山转变政治态度,使他接受共产党的新政策,进而得到他的积极支持、合作和配合。

  华北事变和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特别是1936年发生在晋绥地区的一系列政治、军事的重大事件,使阎锡山进退维谷。一是红军东征不仅重创了其晋绥军,而且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主张,深深地影响和动摇了其军心、民心,甚至触动到了其统治集团的领导核心,给阎锡山造成了一种强大的政治压力。二是蒋介石以增援晋绥军剿灭东征红军为借口,速调汤恩伯的十三军、关麟征之二十五师,商震之三十二军入晋,由此赖在晋南不走,并利用山西内部派系矛盾,暗中收买阎锡山部下的军政要员,策动河东道独立,以期达到消灭异己、“统一”山西的企图。对此,阎锡山曾说:“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山西文史资料》第15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页。)由此阎锡山、蒋介石矛盾再度激化。三是从1936年5月开始,日伪军发动对绥东晋绥军的进攻,拉开了绥东抗战的序幕。阎锡山深知,“日人对绥远晋北,在所必取”。“若绥远不守”,则“山西要有绝大的危难”。

  日本侵略军、国民党军队、共产党红军三方面力量,使阎锡山自感如同“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6页。)迫使他必须在“降日”还是“抗日”、“迎蒋”还是“拒蒋”、“反共”还是“联共”这三个关乎他政治统治的重大问题上作出抉择。

责编:邢若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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