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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毛泽东什么时候开始拥有“最后决定权”

2016-02-19 22:58知历史->人物

毛泽东的“最后决定权”并非空穴来风

近些年来,随着一些历史档案资料的解密,人们在悄然关注着党内文件对毛泽东一项权力的“赋予”,即所谓毛泽东的“最后决定权”,并由此深深地质疑这一“权力”的合法性。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不是真如人们所传,毛泽东有着这一让人不敢相信,且是党的文件所规定的“最后决定权”呢?如果有这样的“权力”赋予,党的领导体制是不是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并由此导致了后来十年“文革”的发生?

回答是肯定的。毛泽东确实是有过这么一种被党的文件所规定,或曰“赋予”的权力,这些,并不是空穴来风的东西。

有关这种权力是否存在的确认,最权威的材料莫过于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资料、清华大学历史讲座、北京大学国学讲座的《中南海历史文化讲座》。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专家李东朗教授的文章有过阐述。

事实上,我们从“大跃进”以后的各种运动的发起与开展,以及文革后期党和国家人事安排种种现象发现,毛泽东是拥有这样一种能量的。

那么,中共是在何时,在何种情况下赋予了毛泽东这个权力的呢?这个权力有无其他,比如时间上的约束呢?

1941年,敌后抗战已经进入到一个十分复杂和艰难的年段,由于当时分散的游击战争环境,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分散主义现象,即所谓的“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汇报”。中共中央为了强化纪律,于7月1日下发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30天后,又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这些决定无非是要强调组织纪律,服从中央。1942年12月1日,中共中央鉴于当时的情势又发出了关于集中统一领导的系列指示,并指出:“根据地和军队中存在着‘缺乏领导中心,许多人谁不服谁,而不能承认一个比较强一点的同志为领导中心’的现象”,并要求“每一军区、每一军分区,必须承认一个优秀一点的同志为领导中心,不准谁(也)不服谁,闹到群龙无首。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要着重地注重培养所属各军区、各分区领导核心的建立,告诉他们如何自觉地形成这样的核心”。同时中央规定,“这样的领导核心,只留三个主要负责人。”当时,延安为了确保集体领导,成立了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工作会议由7人组成,他们是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洛甫、陈云、凯丰。事实上,由于情况在不断的变化中,党的领导人也奔走于各地,呈分散状态。特别是到1943年初,原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的7人小组中的王明(休病假)、洛甫(去了晋西北调查)、王稼祥、陈云(因病休养),这样,在延安的7人小组中只有毛泽东、任弼时、凯丰三人,无以为会了。3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调整中央机构,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同时决定他为书记处主席。该决定明确规定:“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这就是毛泽东所拥有的“最后决定权”的由来。

形成这样的决定,这与毛泽东在当时党内的巨大影响和崇高威望是有关的。而事实上,这个建议的出源,也与会议前60多天刘少奇的建议有关。当年的1月12日,刘少奇向政治局提议:“中央书记处设一个主席,两个书记。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他的这个关于“书记”和“主席”的角色设计,也就明确规定了二者间的关系,既然“书记”是助手,当然也就处于辅助的地位,也就是说,最后的决定是,也只是能是由“主席”作出,这一建议,从与当时的会议讨论无异议通过的情况来,实际上是得到了当时与会者的同意的。正是因为有这个建议在先,有中央的集体讨论记载,所以3月20日通过的《决定》也就以党的文件规定了毛泽东有这个权力,并以中央文件“赋予”了毛泽东“最后决定权”。

当时成立的三人小组,毛泽东为主席,刘少奇和任弼时为书记。

中共中央党校李东朗教授在党的高级干部讲座上对毛泽东所拥有的这种“最后决定权”作了一些合理的解释。首先,认为毛泽东所拥有的这个“最后决定权”仅限于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其次,认为这个“决定权”事实上存在和生效的时间并不长。李教授所说的这两点是很重要的,所谓的“最后决定权”实际上是一种工作制度,是对书记处工作程序的一种规定。“在当时激烈、艰苦和复杂的抗战时期,特别是敌后抗战遇到严重困难的时期,这样的领导体制既有它的现实要求,又有它产生的历史条件,是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李东朗:《毛泽东最后决定权问题评析》)来源:一清二白讲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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